因责任而探索　因理想而发光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05年世界疟疾报告》中指出，目前全世界约40%的人口有患疟疾的危险，恶性疟每年造成多达4亿人感染和至少100万人死亡，其中约80%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疟疾已经成为WHO提出的21世纪前10年重点控制的6大传染病之一，“遏制疟疾”行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发起，而我校首席教授、共产党员李国桥正是这一行动的先行者、杰出贡献者。
特殊的使命：
一项紧急任务使他为之奋斗终身
    1967年，李国桥还在“文革”的牛棚里“劳动改造”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项紧急战备保密的科研项目，他为此告别了妻子和出生还未满月的女儿，带着党组织交给他的用针灸治疗疟疾的研究任务，奔赴海南岛乐东县千家公社，开始了他在抗疟战线上至今38个春秋的奋斗历程。
    起初他只把这当作一项临时性的任务，但当他踏入那些疟疾肆虐的地方时，他见到的都是触目惊心的情景。在云南梁河，他看到一个20多户人家的寨子，家家户户都有疟疾病人，1个月内就有8人死于疟疾，整个寨子死一般的沉寂。他走进一户破落的人家，看到了一对躺在床上等待死神降临的母女，她们已经感染了严重的恶性疟疾，而这户人家的一对父子在几天前已经被疟疾夺走了生命。李国桥从未见过这样的惨状，他和同事默默地拿出器材为她们做检查和治疗，心里已经被深深地震撼了。“在那一刻，我立刻感到了自己背负着重大的责任，”李国桥回忆说，“也从那一刻起，我决定将防治疟疾作为我一生的事业！”
边疆苦行医：
治好10多个民族的1000多名病人
    疟疾是落后地区穷人的疾病。为了完成使命，李国桥和他的同事们奔走在云南边陲、海南山区等落后贫穷的地区。哪里有疟疾就到哪里去，足迹走遍边疆十多个县。60-70年代，山区交通极不方便，李国桥经常长途跋涉送医上门。
    在云南西南的耿马县，一天深夜，已经忙了一整天而疲惫不堪的李国桥刚刚睡下，突然接到了阿佤山上有个孕妇患有脑型疟并昏迷不醒的险情报告。孕妇患脑型疟疾是重上加重的危重病人，关系着两条生命，情况紧急。李国桥立即带上一个同事匆匆乘车出发。他们在坎坷的公路上颠簸了三个小时才来到阿佤山脚下，面对海拔一千多米、森林密布、人烟稀少、毒蛇猛兽出没无常的阿佤山，没有向导，李国桥和他的战友毫无畏惧，为争取时间抢救病人，他俩翻山越岭、穿林过河，直到晚上9点才到目的地。一到达，李国桥不顾劳累和饥饿，立即抢救病人。经过24小时的抢救，终于从死神手中夺回了孕妇和胎儿的生命，而他却累倒了。
    长年的艰苦工作使李国桥的身体变得虚弱。一次，他的肾结石发作，剧烈的肾绞痛使他痛苦不堪，豆大的汗珠直往外冒。突然房间外发出一阵紧张的声响，李国桥凭直觉判定这又是一个重症疟疾病人到了，于是硬是从床上爬起来，赶出去抢救病人，并连续工作几个小时，直到病人稳定。
    这几十年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李国桥都坚持在那些穷乡僻壤，为普通民众解除疾病痛苦，经他们医治的病人有10多万人次，挽救脑型疟及其他重危病人1000多人。这些病人除了汉族外，还有黎族、苗族、佤族等10多个民族。
    1976年，他作为国家派出的疟疾专家赴当时的民主柬埔寨，5月份他们被紧急派往磅逊港，刚到目的地，行李尚未打开，病房里就有脑型疟昏迷病人病情恶化，李国桥顾不得旅途劳顿，立即投入抢救并守侯在病人床边，随时进行救治处理。第二天病人清醒，很快痊愈出院。他从此被柬埔寨军民称为“神医”。
    上世纪90年代之后，李国桥又应邀到越南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疟疾重灾区，继续战斗在救治病人的第一线。1991年，中越两国关系尚未正常化，李国桥被外国友人基思推荐给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卫生部佐内医院院长，帮助他们救治死亡率很高的脑型疟。他把青蒿素介绍给越方，并亲自示范，在那里成功救治脑型疟168例。该院的医护人员、患者及其家属都被李国桥一行的医术和医德深深感动了，有些家属看到亲人被救活时，甚至激动得跪在地上拜谢这些中国来的医生。
    “一个人去一两次疟区治病救人并不难，”一位认识李国桥多年的人感叹说：“难的是他居然坚持了这么多年！在那种地方工作和生活的艰难程度，是超乎一般人想象的。”

现代神农氏：
他向自己注射了疟原虫
    除了抗疟救人的奔波之苦，探索治疟方法更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历程。李国桥在接触疟疾初期，发现当时最常用抗疟药氯喹已经在具有抗药性的疟疾面前失去了效用。他必须探索新的治疗方法，针灸治疗法是他接受抗疟研究的第一项任务。
    1968年，为了提高外来无免疫力疟疾病人针刺治疗的效果，李国桥致力于寻找能够增强免疫力和提高疗效的新穴位，常常让护士在自己身上试针。有一次向大椎穴深处进针，针尖深入到神经中枢脊髓里面，针感强烈，只要稍稍捻动就会令全身有触电的感觉。李国桥就这样强忍着，一个个地记录下这些穴位的针灸效果。
    1981年，随着研究的深入，李国桥通过对恶性疟病人的体温变化与疟原虫发育关系的观察及分析，开始怀疑当时被普遍认可的恶性疟原虫每个裂殖周期引起一次发热的理论，大胆提出了两次发热的新理论。为了证实这个理论，李国桥对他的同事说：“我们必须验证这个理论，但这种试验不能在病人身上进行，就先用我的身体来试验吧。”当时大家都不同意，他便瞒着大家，以领导的身份让护士小杨把含有大量疟原虫的2毫升病人的血液注入他的体内。这是一种恶性疟疾，容易发展成死亡率极高的脑型疟，若治疗用药不及时就会出现昏迷、休克，引起合并症导致死亡。
    李国桥对他的助手郭兴伯说：“如果我很快出现裂体期昏迷，也不要马上用药结束试验，无论如何，我们的试验方案不能变，你一定要在我身上看到两个热峰出现。”当时郭兴伯心里很紧张，怕出现意外。李国桥便鼓励他，并给他写了一张纸条：“……如果出现昏迷，暂不用抗疟药治疗，是我叫郭兴伯这样做的，这是我们研究计划的需要，请领导和珍秀（编注：李国桥的妻子）不要怪他。”
    几天后，第一个热峰出现，痛苦迅速加剧，头痛和呕吐强烈，他坚持着。一直到他的体温超过了40摄氏度、血液中原虫密度高达每立方毫米十万个以上，他仍不肯用抗疟药，并鼓励助手继续观察试验。他度过了三天的高热，还努力地保持微笑，有时痛苦太强烈了，他就哼起小调来分散注意力，同时也给同事们必胜的信心。试验达到了预期结果。他的同事们也都被感动了，先后又有11个人勇敢地加入了自身感染者的试验。雄辩的数据终于证明了他的新理论，这种由献身事业的大无畏精神结出的硕果，对恶性疟的诊断、抗疟药疗效评价以及脑型疟救治的研究工作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被载入WHO《疟疾学》巨著和英国牛津大学的教科书。
研发青蒿素：
让穷人使用最有效的抗疟药
    早在公元4世纪，中医就已经提倡用青蒿治疗疟疾，1972年我国中医研究院的医学工作者从中药青蒿中提取出抗疟有效成分，随后通过全国大协作分离提取了青蒿素，但青蒿素对恶性疟的效果尚不明确。1974年李国桥接受青蒿素治疗恶性疟疾的研究任务，并首先在临床上证实了青蒿素对恶性疟和脑型疟有明显效果，打破了青蒿素抗疟研究徘徊不前的局面，促使上级组织了十几个省市进行大协作，对青蒿素进行全面深入的攻关研究。李国桥此后担任了青蒿素临床研究协作组组长，是青蒿素类4个一类新药临床研究的主持人，为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等一系列重大成果的诞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89年，李国桥针对单一青蒿素制剂使用疗程过长（使用5天后的疗效仅在60%- 70%，即1个月后的复发率仍可达到40%，只有持续不间断地用药7天，才能基本保持90%的治愈率），在疟疾高发的贫困农村，要求患者保证坚持服药是很难做到的，特别是疗程长用药量大导致治疗费用高昂，在疟疾肆虐的贫穷落后的农村，医疗费用投入有限，大多数患者根本无力承担。李国桥向记者举了个例子：在越南疟区，一个小镇通常只有一个破旧的微型诊所，即使当地为了遏制疟疾而把人力物力都集中在抗疟方面，那里的设施仍然远远不能应付需要，更不要提病人各自的支付医药费用的能力了。“如果生病的穷人都买不起这种药，或者病治好之后却无法维持生计，那这种药再好也等于没有。”作为共产党员的李国桥，首先考虑到的是贫苦大众。
    为了降低药物成本，缩短治疗疗程，让“穷人病”疟疾的治疗药物真正造福穷人而不是加重他们的经济负担，1990年，李国桥带领其科研组在海南、云南，尤其在越南等东南亚环境恶劣的疟疾高发区实地研究的同时，在当地推广青蒿素类药物，使衍生物青蒿琥酯很快在越南等东南亚地区推广。当时越南使用的仍是传统的治疗疟疾西药氯喹、奎宁，由于疟疾抗药性病情难以控制，死亡率高达40%。作为特邀到越南帮助救治凶险型疟疾专家的李国桥提出广泛使用中国研制的青蒿琥酯救治，死亡率奇迹般地下降到10%以下。
    他同时又开展高效、速效、短疗程并兼有方便、价廉等特点的抗疟药青蒿素复方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进展和成果。1997年第一代复方被越南批准生产用于抗疟第一线。1998年，WHO驻东南亚的代表专程访问了李国桥带领的热带医学研究所，后来邀请李国桥在“关于抗药性疟疾防治研讨会”上报告青蒿素复方的情况。2002年，李国桥研发青蒿素的第三代产品双氢青蒿素哌喹片，引起WHO高度重视，在广州召开了专门会议，研讨加速产品国际标准化问题。该药经牛津大学等国际权威机构验证，治疗死亡率最高的恶性疟的治愈率达95%以上，是目前国际上最有效的抗疟药，而且服用方便，只需服药两天，成本价格便宜，适合经济贫困地区。WHO经过跟踪考察后，介入该药的开发。经WHO协调，该药已被列入国际疟疾风险基金资助项目，李国桥任项目主席，英国牛津大学参与，资助资金为350万美元，系统进行国际标准化开发推进在全球的注册与应用，以便列入WHO基本药物目录，成为全球疟区一线抗疟药。
    李国桥说：“作为医生，我的职责是救死扶伤；而作为共产党员，我更应该关注那些生活在贫困和疾病双重痛苦中的人们。”他于是继续前行，继续频繁地到那些充满贫困和疾病的地方去，38年前党组织交付的任务已经被他延伸到全世界去，而他那时候确立的理想，已经使他在人类医学探索的崎岖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