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总有追求。有人追求享受，有人追求刺激。有人追求安逸，有人追求虚荣，有人追求奉献。
“一个共产党员，总得对人民有所贡献。”这是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兼疟疾研究室主任李国桥副教授的追求。
十 八 年 坚 守“前 沿 阵 地”
李国桥在治疟的前沿阵地已经度过了十八个春秋。
疟疾，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仍然是发病率最高的寄生虫病之一，全世界每年至少有两亿人受着它的折磨、摧残。
六十年代，李国桥带着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把广州中医学院的抗疟研究搬到了五指山区和云南边陲。那里湿热多雨，历史上被视为“瘴疠之区”。而且山高，坡陡，路隘，林密，时有凶兽出没。李国桥和他的伙伴把一切艰难都置之度外，抱定一个行动准则：哪里有病人，就到哪里去，什么时候有病人，就什么时候出诊。
在云南，一天深夜，他们接到阿瓦山上的报告，说有一位孕妇患脑型疟疾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李国桥和助手立即出发。汽车在山道上颠簸了三个小时，天亮的时候，来到阿瓦山脚下。路没有了，面前是熊豹出没的高山老林。时间就是生命。他们迎着危险往上爬。傍晚，疲劳、饥饿一起袭来。喝了一点糖水充饥解渴，又继续赶路。直到晚上九点，才到达目的地。他们终于争取了时间，从死神手里夺回了孕妇和胎儿两条生命。
在海南岛五指山区，积年累月的艰苦奔波，使李国桥一年年消瘦下去。1983年夏天，他患了肾结石，剧痛折磨着他。当时正逢雨季，是疟疾发病的高峰期，他没有让更多的同伴知道，继续坚持工作。一天晚上九点钟，当他处理完最后一批病人，正准备休息的时候，从深山黎寨又送来一个重病人。肾痛正在发作的李国桥，一声没哼，又投入了紧张的抢救。两小时后，病人险情缓解了，人们才注意到，李国桥额上冒着豆大的汗珠，脸色苍白。他被肾绞痛折腾了一整夜，天将亮才迷迷糊糊地入睡。可是，早上七点，人们又看见李国桥忙碌的身影，惊奇地问护理人员：“他就是白求恩吧？！”
在疟区工作的日日夜夜，在大量的抢救工作中，不时遇到一些病人需要输血。荒僻的山区没有血库。紧急时刻，只要血型合适，李国桥总是第一个伸出手臂。几年来，他先后五次给病人献了血。他的同伴们，凡符合献血条件的，也都给病人献过血。
许多重病号需要日夜护理。李国桥和他的同伴，总是既做医生，又当护士，夜以继日地守侯在病人的身边。
得救的病人往往送些营养品给医生，以表达感激之情。李国桥和他的同伴们总是婉言谢辞，或是转送给还在治疗的病人。多少年来，这已经成了他们的常规。一次，在东方县金波农场，为了抢救垂危生命，李国桥给病人输了血。一位目睹李国桥献血情景的农垦工人，把留给刚分娩的爱人补养身体的母鸡宰了，炖好鸡汤送给李国桥，李国桥却端给了病人。病人接过鸡汤，热泪夺眶而出……
事 业 重 于 生 命
李国桥执着的追求，受到同志们的赞扬。同时，也有不同的议论：“这是自讨苦吃。”
李国桥不受舆论的干扰，坚持走自己的路。
寄生在人体血液红细胞的疟原虫是疟疾致病的病原体。它在四十八小时的发育周期内，以几倍、十几倍的速度繁殖。恶性疟原虫可以在数天内使人处于昏迷甚至致命。国际医学文献记载：疟疾患者中大部分患的是恶性疟疾。其中脑型疟疾死亡率高达20%至40%。最佳医疗效果的记录，死亡率也仍然高达17%。
李国桥认为，要降服恶性疟疾，就必须彻底认识疟原虫发育繁殖的规律，从中去寻找制服疟原虫的奥秘。
多少个日夜，李国桥在竹楼、茅舍里，聚精会神地监视着显微镜下疟原虫一丝一毫的变化；他经手的多少个病例，都准确地纪录下每一个病人体温的细微波动，纪录着病人血检片上疟原虫繁殖过程的数据。
一叠叠原始病案记录，无数的记录曲线，在李国桥眼前流动着，恶性疟疾病例体温变化曲线，和体内疟原虫发育过程的曲线重叠起来了：恶性疟原虫每一个裂殖周期，引起病人的体温热峰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所有曲线图都记录着这个规律！
“这是可能的吗？”李国桥几乎不相信这一发现。在权威的医学文献上，在医药科学的百科全书里，在大学的专业教科书上，都明确地写着这样的结论：疟原虫每一次裂殖，引起病人一次发烧的过程。
这是一个需要修改权威定论的发现啊！李国桥决定，全部试验从头再来一次。
病例，记录，化验，数据，曲线，积累着，积累着。
三年的功夫，九十三个典型病例，记下了多少数据，灌注着李国桥多少心血。结论仍然无可置疑。
但李国桥仍然提出疑问：“两次热峰，会不会是两批疟原虫重复感染引起的扭曲现象呢？”
要排除这种可能，就需要将一批恶性疟原虫注入健康人体内进行试验。这种试验要冒风险。谁来试验呢？李国桥首先想到了自己。
几年前，李国桥为了探索针灸治疗疟疾的效果，就曾经进行过两次试验。一次进行间日疟自身感染。当时，大家不同意，他就瞒着大家，要护士小杨给他注入病人带有疟原虫的血液。自身感染发病后，要求同伴在自己身上进行了多项新的针灸治疗方案的试验，甚至在一些被人们视为禁区的穴位上，进行深针探刺。高烧使他口唇干裂，肝脾肿大，血液红细胞大量下降，护士小杨看到他忍受这么大的痛苦，哭了：“不该给你打这一针。”
这一回，要感染的却是恶性疟原虫，对于缺乏免疫力的人，很可能病情一发作就处于昏迷状态，发展为可能致命的脑型疟疾。
李国桥做好了自我感染的各种准备。可是，医生、护士一再拒绝，不忍下手。
盛夏的一个夜晚。他找来长期共事的郭兴伯医生，促膝深谈。谈业务，谈人生，谈到深夜，谈得最深的还是李国桥内心世界的一句话：“一个人总得对人民有点贡献。”李国桥为事业，不惜舍身的精神，又一次深深地感动了郭兴伯，终于为他注入了带有恶性疟原虫的血液。为了确保试验安全，李国桥和郭兴伯共同商定了完整的试验方案。郭兴伯也把自己的名字列入了自身感染志愿者的名单。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李国桥忙着安排研究室的工作。第四天李国桥体温开始上升。按照预定方案，郭兴伯陪他离开基地，登上飞往广州的客机。这一天，李国桥家里正在忙着搬家。妻子和两个女儿见他忽然回来了，多高兴啊！但是，他一进家就哆嗦着躺下了。当晚，李国桥住进了医院。郭兴伯和同伴们急忙搬来了显微镜和各种仪器、设备。病房成了独特的探索疟原虫奥秘的研究室。
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案记录上记下了一系列体温、疟原虫发育进程的数据。李国桥也切身体验到了恶性疟原虫一个裂殖周期引起两次发烧的症状。
病情在加重。郭兴伯觉得试验应该终止了。他拿来抗疟药，要李国桥赶快服用。但是，这时的李国桥，想到的不是自身的痛苦和危险。他需要的是这一现象在自己身上再一次验证。他忍受着，坚持着。
郭兴伯仍然放心不下，担心再次发烧。很可能引起昏迷，转为凶险的脑型疟疾。李国桥看到郭兴伯坐立不安就宽慰他说：“没有关系，不会有事的！”接着，他拿起笔，伏在枕边写下了一段话：”自身感染，是我要郭兴伯替我做的；如果出现昏迷，暂时不用抗疟药治疗，也是我叫他这样做的，这是我们研究计划的需要，请领导和珍秀不要责怪他。”
李国桥顽强地坚持下来了，终于用自己的身体，完成了试验的全过程。
经过九十三个病例和包括李国桥在内的十一个自身感染志愿者系统、缜密、精确的验证、再验证，生物科学上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发现，得到了科学的确证。
这一新发现，应用于临床，对于正确诊断凶险型疟疾，预测病程进展，对症下药，提高医疗效果，对于加速抗疟新药试验，抗疟药物效果测定，都有直接的意义。这一新发现，对恶性疟原虫在人体内生长发育规律及其机理，作了新的补充。
基于对恶性疟原虫发育规律的新认识，李国桥的研究室通过各项有效的医疗措施，把脑型疟疾这一凶险疾病的死亡率有效地控制在10%以下，在国际上处于领先的地位。
李国桥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和发明奖。不少专家、学者对于如此深入的研究，如此独特的见解，表示极大的惊讶和钦佩！
十八年来，他和研究室的同伴们一起，攻克了一个个医学科学的难题，先后在国内外医学专业刊物上发表了六篇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完成了八种抗疟新药的临床验证研究。
讲 贡 献 而 不 求 索 取
李国桥在抗疟药战线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国外专家评论，李国桥的研究成果是世界第一流的。有如此卓越成就的专家，应该得到第一流的享受和待遇。李国桥却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工作上应有特殊的高标准，但在生活待遇上不能闹特殊。出差途中，无论是住房、乘车、坐船，他从来不接受特殊的照顾。偶尔因为私事需用公车，也自动交费。探家并不难，但十八年来，十八个中秋佳节，他只有两次和家人团聚。
在十八个寒暑中，他不度节假日，日日夜夜，不知加了多少班，却从来没有领取过一次加班费。每次为病人输血的营养费，他也统统不要。
李国桥还认为，对事业的忠诚，应当高于个人的荣誉。去年夏天，李国桥和他的同事们完成了研制复方青蒿素单剂这一重要课题。这一成果，可使恶性疟疾患者一次用药的治愈率高达95%。广东省卫生厅准备为他们安排这一重要科研成果的最后鉴定。但李国桥发现，这95%的治愈率，是个平均数，而对于首次感染的病例，治愈率还未达到90%，这不是他所希望达到的最终目标。他断然决定推迟鉴定。有些同志想不通，可他说，我们不能为了荣誉，降低成果的质量。
李国桥从不关心自己。对同伴，他却关怀备至。一位青年化验员，是个女同志，每年春节前夕回家乡探亲，李国桥和郭兴伯总是骑着自行车，护送她从驻地去火车站。这成为他们这个集体的佳话。有一次，郭兴伯病倒了，李国桥马上赶到他的身边，无微不至地护理他。在研究室搞化验的小刘说：“这里工作很辛苦，但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温暖，来了就不想回去。这里生活很充实，并不比别人差。”
李国桥他们的研究室设在五指山区，他给研究室定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来着自愿，去者自由。
几年来，要求到这个深山基地来工作的人愈来愈多。因工作需要调出的，总觉得依依不舍。他们从李国桥身上领悟到：什么才是生活的乐趣，一个人应当追求的是什么。
